水：中国文化的地理密码

　　从黄河到长江，水孕育了中华文明，塑造了中华文化，主宰了帝王命运，决定了国民习俗和生活模式。

　　在中国，水渗透在从日常生活到哲学思想、从战争到艺术的方方面面，但正如谚语所言“鱼儿看不到水”，我们虽身在其中，却未必感受至深。英国著名科学与科普作家菲利普·鲍尔的著作《水：中国文化的地理密码》从地理、神话、哲学、、经济、管理、战争、艺术等多个角度，探索了水在中国历史文化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黄河和长江孕育了中华文明，关乎国家安宁与国家身份建构；洪水神话诠释了统治者的合法性；水多变的特质使其成为中国哲学思想和艺术表达的源头和隐喻；水资源管理塑造了国家的治理方式，而水利工程则影响王朝的兴衰；许多战争的起因与争夺水道有关，且发生在水上……

　　《水：中国文化的地理密码》的作者将“水”这一地理因素作为叙事核心，纵横古今，信手拈来，系统翔实地爬梳了水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试图找到梳理和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一条全新脉络。他对中国文化的热情，以及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广泛涉猎，让读者从他的叙述中获得了令人着迷的洞见。

　　1687年，法国耶稣会士李明奉路易十四之命来到中国，这里的诸多水道令他印象极为深刻。他写道：

　　“虽然中国自身并不像我所描写的这样富饶，但是仅凭纵横其上的那些运河，便足以使富饶变得可能。除了在灌溉和贸易方面的巨大作用之外，这些运河还为这个国家增添了许多魅力。水流清澈而深邃，轻柔地向前滑行，基本察觉不到它的动作。”

　　自马可·波罗开始，欧洲旅行者的关注点似乎全都聚焦在中国的水道上，而非这个国家的其他任何特征。

　　李明接下去写道：“中国人说，他们的国家曾经被洪水淹没，于是他们便人工挖出这些运河把水排干。”这个说法在某种程度上把人工开凿运河与传说中禹对天然河流的治理混为了一谈。

　　对水的管理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关键。春秋时期，在讨论国都的选址时，宰相管仲对齐桓公解释说（见于公元前4世纪的《管子》），自然界中有“五害”，包括干旱和瘟疫，但洪水是其中影响最大的。

　　在古代中国，对水的管理是通过一种等级森严、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实现的。水塑造了古代中国的组织。

　　虽然对于松散的商朝和周朝来说，这种观点是有争议的，但对秦以后的王朝来说，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说，河流是整个亚洲和中东（包括印度和埃及）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些王国，“水的问题决定了官僚体制的存在、受供养阶级的公仆义务以及国民阶级对君主官僚体制机能的依赖”。

　　在这个观点看来，并不是说这种中央集权的统治体系只有通过才能发挥最大效用；准确地说，统治似乎是必不可少并且不可避免的。

　　20世纪50年代，德裔美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汉学家卡尔·魏特夫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说，“东方”建立在“水利文明”之上。

　　魏特夫写道，在自然环境制造出的所有挑战中，“正是不稳定的水环境所带来的任务，刺激人类发展出了社会控制这种水利办法”。

　　魏特夫认为，对水道的控制保证了对农业生产和分配方式的控制。在欧洲，帝国是靠攻占土地建立起来的；而在中国，这对统治者基本没有好处，除非统治者有办法让土地变得高产。

　　在一个没有机械化工具的时代，为了开凿灌渠，养护农田，统治者需要动员大量的人力。事实上，卡尔·马克思本人也曾提出，在古代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缺乏商业主义的文明之中，只有通过“中央集权政府的干预”，才能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

　　20世纪30年代曾与魏特夫一起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中国历史学家冀朝鼎详细阐述了这一水利理论。他认为，中国的历史大部分都围绕着“关键经济区”展开，这些地区既对农业生产率具有重要意义，又是交通要塞。冀朝鼎说，在这两个方面，这些地区的重要性完全取决于“公共水利工程的发展”。

　　魏特夫的论点如今通常被历史学家所否定，因为它既没有体现中国历史上水资源管理的复杂性，也没有体现这个国家的目标、动机和能力。例如，大规模的国家项目并非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成功管理水资源的唯一途径。小规模灌溉的方案从远古时代便已实行，有时是有效的，有时得到国家支持，有时则由区域或地方自治。甚至在没有国家支持或干预的情况下，偶尔也会出现相对大型的水利事业，如清代在广东和湖南进行的填海/围湖造地工程。

　　此外，统治者们——甚至是他们当中比较的——希望建立一个以农业经济和兴旺的贸易和商业网络为基础的稳定繁荣的国家。他们知道，避免社会不安和动荡的最佳途径不是铁腕法治，而是建立一个运转良好、安全可靠的社会。无论如何，他们没有办法在这片广阔土地的每一个角落的每一个层面强行施加他们的意志。

　　国家对水资源管理的干预，往往代表着试图将其从而自私的地方权贵手中拯救出来，进行更为合理的安排。

　　因此，魏特夫的论点鼓励了一种对中国历史简单化的、扭曲的看法。根据这种看法，一个无所不能的官僚体制阻碍了这个帝国发展经济的能力，并注定了这个帝国的萧条。这种看法认为商人只能在繁重的税收负担下苦苦挣扎，其财产权得不到保障。

　　但这一图景，与宋、明末、清初等几个时期经济的蓬勃发展并不相符。魏特夫没有认识到，国家有时会通过行政干预来促进工业和经济的增长，尤其是刺激相对偏远地区的发展。

　　然而，魏特夫的论点从未真正消失过，这无疑是因为它承认了一个关于中国治国方略的不争事实：水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水的管理、控制和获取模式一直在塑造着这个国家。历史学家彭慕兰说，水利这个形象“早就不可信了，但仍保留着一些核心事实”。或者就像学家安德鲁·莫萨所言，“（魏特夫）思想的总体轮廓始终是强大而直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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