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和见证中国水电发展

　　余吉安的童年是在马来西亚加里曼丹岛的沙捞越州古晋市度过的。家门口的那条沙捞越河，串联着余吉安关于故乡的种种回忆：炎炎夏日里，余吉安和伙伴在河里“洗凉”、戏水。洪水来袭时，汹涌河水漫过河岸，淹没果林，冲毁房屋，余吉安一家人被乡亲用一叶扁舟救起，才得以幸免于难。这些与河流相关的童年记忆，最终化作了一个坚定信念：治水。

　　1954年，不顾家人反对与马来西亚爱国华侨青年一同回国；高中毕业，报考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水电站建筑专业；大学毕业后，奔赴云南山区建坝、修站，一干就是一辈子……84岁的余吉安对自己的每个选择都问心无愧。以下是他的自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马来西亚，当时我16岁，听到这样振奋人心的消息，我心潮澎湃。不久，《人民画报》在马来西亚发行，我看到新中国的崭新面貌，听到祖国呼吁海外侨胞回国参加建设的号召，心中蠢蠢欲动：我要回去建设新中国。

　　然而，当时的马来西亚，还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中，执政当局不允许华侨青年出境回中国。1952年，我们当地华侨青年成立“青年社”，反对英国殖民统治，受到执政当局的。于是，一些“青年社”的进步青年，徒步翻越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边境，从印尼首都雅加达乘坐邮轮回到中国。这些率先回国的朋友，纷纷给我们来信，述说他们在祖国受到热烈欢迎，并开始读书、工作的故事。朋友们的亲身经历更加鼓舞了我。1953年，马来西亚执政当局允许华侨青年直接出境回国。经过半年多的准备，说服反对我回国的母亲，1954年3月20日，我在亲友的送别中登上回中国的邮轮。

　　先从马来西亚古晋市坐轮船到新加坡，再由新加坡转乘从印尼出发的“芝万谊”号大邮轮，经过五天五夜的海上漂泊抵达香港，再由香港坐火车抵达罗湖桥。“我们回到祖国怀抱啦！”当我们走下火车，排队走过罗湖桥，来到还是小渔村的深圳，一颗飘荡的心终于落了地。

　　从深圳坐火车抵达广州后，我们受到广东省侨委的接待，就未来去向填报志愿，我选择继续读书。经过在广州石牌华侨补校的简单补习，我在1954年7月通过统考，前往上海市曹杨中学就读初二，之后作为三好生保送直升本校高中。1959年高考后，我遵从儿时“治水救灾”的心愿，报考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今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就读河川枢纽及水电站建筑专业。1964年，我顺利毕业，分配到水利电力部昆明勘测设计院工作，满怀热忱地奔赴祖国西南边陲——云南。

　　在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以礼河水电站工地实习一年后，我来到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绿水河水电站工作。这是我正式开始水电建设工作的第一站。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水电新人，我满怀热情，期待着在祖国的大好河山间有一番作为。

　　当时，全国的水电建设事业方兴未艾，云南的水电建设工作刚刚起步，绿水河水电站作为一个装机容量5.75万千瓦的中型水电站，在当时已属于云南排得上号的大水电项目。在绿水河水电站项目，我主要负责引水隧道、调压井相关建设工作。每天我的工作就是跑工地、做测算、画图纸，有时顶着烈日，有时冒着暴雨，风雨无阻地步行四五公里到施工现场收集资料。

　　有一次，我在施工现场发现，一处压力引水道和压力管道衔接处的调压井，尺寸有问题。经过多次现场查对，我确定是前期测量队的测量出了问题。然而，当时施工计划已经基本确定。如果按照原本施工计划施工，可能大大增加工程量；如果修改施工图纸，则要重新计算相关数据，工作细致且繁琐。为了尽可能不增加工程量、拖延工期，在设计代表组的同意下，我着手调整调压井的位置。当时，施工图纸全靠手绘，计算数据还是用计算尺手算，修改图纸需要在透明底图上，用手工刀片慢慢地刮，既要抹掉原有痕迹，又不能刮破底图。经过多次实地测算和一系列修改工作，我成功修改了调压井的位置，在不影响设计原则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前期测量错误带来的工程量。事实证明，我的修改方案可行，问题解决。

　　像这样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挑战还有很多，但我一直坚信，再艰苦的日子都会过去的。每次遇到困难，同事就聚集起来共同探讨解决办法。大家一起工作、一起吃饭、一起聊天娱乐，整个水电站项目的工作氛围非常团结上进。在那个年代，我们相继参与了毛家村水电站、盐水沟水电站、三九股水水电站等云南第一批水电站的设计建造工作，在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我逐渐成长为一个成熟的水电工程师。

　　1982年，一个创造中国水电纪录的项目在滇贵交界的深山巨谷中孕育——鲁布革水电站开工了。这是中国首次利用世界银行并实行国际招投标、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和技术建设的水电站，被誉为中国水电基本建设工程对外开放的“窗口”。

　　我所在的昆明勘测设计院是鲁布革水电站的设计单位，工程的引水系统工程、发电机组设备、水轮机和球阀设备等不同部分，分别由日本大成建设株式会社、德国西门子公司、挪威克维聂公司等海外公司提供。当时，我作为工程师，主要负责坝工工作，参与了心墙堆石坝的设计建造，这也是大坝修建的关键技术之一。当时，负责其他工段的日本技术人员与我们的直接交流并不多，但他们严格的管理制度让我印象深刻，尽管他们只有十几个技术人员，但每天准点上下班，如期完成工作任务，工作效率非常高。这和当时我们相对松散的管理模式形成鲜明对比。受日本团队的启发，我们公司也改进人员管理制度，精简管理人员，显著提高了工作效率。

　　随着设计经验的不断积累，我的研究成果逐渐产出。在参与鲁布革水电站工程期间，我参与高土石坝筑坝关键技术问题的研究，成果汇编在《高土石坝筑坝关键技术》一书中。此后，我在参与华能小湾水电站设计工作期间，参与泄洪消能布置方案设计研究和水垫塘保护型式及衬砌结构稳定研究，成果获得“八五” 国家科技先进奖(集体)，个人获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科技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