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中国风封面背后 凝结了几代人的心血

　　近期，一张颇有《千里江山图》风格的峨眉山两栖动物海拔梯度分布图，登上了国际动物学期刊Zoological Research（动物学研究）的封面。图中，渐变的蓝绿为峨眉山的底色，多个种类且姿态各异的两栖动物，分布在山体不同的海拔高度。

　　这张中国风封面描绘的是峨眉山两栖类物种分布概况，背后的研究则以峨眉山两栖动物为对象，基于详实的野外群落调查，并辅以文献资料、标本馆馆藏记录等，从不同维度解析两栖动物多样性沿海拔梯度的分布格局及群落构建机制，并为该地区两栖动物保护提供科学建议。发表文章第一作者为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以下简称成都生物所）博士生汪晓意，通讯作者为成都生物所研究员胡军华。

　　此次研究中，团队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除了耗时两年的野外调查，还整合分析了所内两爬研究室八十年来积累的物种调查数据，测量了两千多号馆藏标本。

　　历经几代人积累下的宝贵的物种本底资料，为团队提供了更全面、系统和深入解析问题的数据支撑。胡军华认为，这次研究是站在前辈们肩膀上的探索，是一场近距离的对话，一次跨时空的接力。

　　1938年，因为战乱，我国两栖爬行动物学奠基人之一的刘承钊，随东吴大学内迁到成都，并于当年带领着十多名师生来到了峨眉山，进行了抵蓉之后的第一次野外考察。

　　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气候条件使峨眉山动植物物种极其丰富，特有种繁多，物种组成和群落类型多样复杂，被学者们誉为“巨大的植物宝库”和“天然的野生动物园”。

　　在峨眉山的第一次考察中，刘承钊首次发现了俗名“胡子蛙”的髭蟾。经过深入研究后，确定髭蟾是蛙的一个新属、新种。

　　从刘承钊开始，峨眉山就成了许多学者研究两栖动物的重要阵地。一代接一代的科研工作者沿着先辈们的足迹，一次又一次穿梭于林间，俯身于溪畔，探寻自然精灵的踪迹，先后在峨眉山发现了14个两栖动物新物种。

　　如今科研的接力棒已传到了新的一代人身上。从2017年到2018年，在导师胡军华和江建平的指导下，汪晓意和队友们针对峨眉山两栖动物开展了四次系统的野外调查。

　　再上峨眉山，重走前辈路。团队一共设置23条调查样线个样点，样线覆盖了峨眉山不同海拔、植被类型与多种生境类型，兼顾了两栖动物的不同习性。每条样线米，主要沿山涧溪沟布设。

　　调查期间，白天探查样线的水位等状况，每天晚上从天渐黑开始到深夜，调查队员就沿着划定的样线，打着电筒弯着腰，缓慢行进。一有发现，就做好笔记，拍照或摄像。笔记本里，除了记录每一个物种的分布、生活习性、栖息地环境信息和各自的GPS位点，每个个体的种类、性别、体重都被一一写下。

　　尽管此次研究主要以野外群落调查为主，但团队也查阅并系统收集整理了已有的，峨眉山两栖动物分布数据和生境资料，揽括了成都生物所两栖爬行动物标本馆的馆藏、正式发表的文献以及课题组长期积累的各种信息。

　　作为全国最大的两栖爬行动物标本馆，成都生物所两栖爬行动物标本馆收藏历史可追溯到1938年刘承钊在华西协和大学建立的两栖爬行动物研究组。经过一个世纪几代人在野外的采集，目前该馆入库在册的标本数量达到13万，最“老”的标本采集于1917年。

　　前辈们积累的物种本底资料，与野外调查所得的信息整合在一起，使团队能进行对比研究。过程中，团队对馆藏涉及峨眉山的历史标本均进行了查验，并用电子游标卡尺对2000多个体作了详细的整理和测量，每个个体均测量了数个所需的形态指标。

　　年逾八十的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费梁回忆，自己的老师刘承钊总是要求学生，在标本数量足够的情况下，一个种起码要测定四十个标本，雄雌各二十。“如果标本数不够四十，则有多少就测多少。”

　　测量的数据包括动物的体型大小、身长、各个部位的长短和幅度等。一个个体要测量的指标多时可达六十多个。在此基础上统计相应的指标区间和平均值。标本数量测得越多，数值自然就更精确。

　　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领域主任江建平时常念叨着老师费梁关于标本测量的“不二法则”：测量前要铭记每个量度性状的起止点，测量时保持标本的自然姿态，测量后要读准相应的数据，记录完整和准确的信息。“同时我也这样提醒和要求学生。”

　　正是坚守着严谨治学和一丝不苟的科研态度，即使前辈们已对馆藏标本作了详尽的测量记录，但汪晓意她（他）们仍逐个重新测量，确保数据的可靠性。“因为考虑到不同的人在测量形态时可能会带来人为误差。”

　　在成都生物所内，保存着众多用铅笔书写的标本数据册。册子里，每一个标本都有自己专属的采集号，测定的数据，如头长、头宽、尾长、尾基宽等，都被工整地记录在相应表格中。

　　胡军华常把这些珍贵的历史记录翻给研究生们学习，并鼓励她（他）们抓紧机会多向前辈们请教。此次研究也得到了费梁先生、江建平研究员以及两爬标本馆馆长李家堂研究员的支持和帮助。

　　关于存疑的物种，例如峨眉山分布的大鲵、峰斑林蛙等，汪晓意特地请教了费梁先生。老先生仍记得，峰斑蛙多栖息于峨眉山后，往零公里方向再走约两公里上山，也许能寻到它们的栖息地。

　　和前辈们关注物种分类与地理区系研究不同，这次的研究“往前迈进了一步”。“我们重点探讨的是群落组成与构建。简单来讲，就是在搞清楚峨眉山各海拔段有什么物种的基础上，侧重于解析为什么这些物种会在那，以及为什么有些海拔段会有更多的物种在那。”胡军华说，两栖动物是对环境变化很敏感的生物类群，通过深入了解这个类群多样性及分布等的变化，今后还能为气候等环境变化研究作提示或参考。

　　做两栖爬行动物的研究本就在科研群体中相对“小众”，像胡军华那样做两栖爬行动物宏观生态学研究更是少之又少。“有时候觉得自己比很多濒危物种还要濒危，但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要更努力地走下去。”

　　至于野外考察时风餐露宿，伏案钻研时夜而忘寐，胡军华都淡然处之。“每个人对于辛苦的定义不一样，我们是乐在其中。”

　　博士生汪晓意说话细声细气，是个瘦小温和的女生，但在野外考察中比很多身强力壮的男生更能吃苦，胆大又心细。她没觉得有多苦，因为现在吃住行都很便利，就算跋山涉水也有足够的保障。“跟前辈们以前的野外工作比起来，现在真是太便利了。”

　　在三、四十年前，“一根棍子一支笔，出门自带锅碗瓢”是野外科考最真实的写照。棍子探路防身，笔用来记录绘画，自带简易炊具和干粮，休息时就用木头和甘草搭起简易的帐篷。每每回忆起这些画面，费梁都能将辛苦咀嚼出乐趣，毫无半点哀叹，反倒觉得幸运。“因为和我的老师刘承钊比起来，条件又好很多了。”

　　在刘承钊先生做科考的年代，社会仍处于动荡之中。从成都出发去峨眉山，有上百公里的路程，他就和绘图员王宜生一起，坐鸡公车前往，但大部分山路还需步行。有时在川西，还要冒着盗匪拦路和染疾的风险。在1942年，西康昭觉雁窝塘野外采集的刘承钊，就罹上斑疹伤寒，由于当地缺医少药，几乎命悬一线天与死神搏斗后，幸得康复以继续投身热爱的事业数十余载。

　　刘老先生执杖西行后，部分骨灰被安放于青城山，墓志铭如此写道，“种类繁多、千姿百态的两栖爬行动物，使我忘掉所有的艰难与险阻”。按照遗愿，他的部分骨灰被撒放在了“最开始的地方”峨眉山大峨寺。

　　从峨眉山出发，但并未止步于峨眉山。几代人接力在中国两栖爬行动物研究领域耕耘了八十余载。一旦选择，只管风雨兼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