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电产业政策影响下不同企业的风险承担状态原因分析

　　产业政策影响下，案例企业的各项行为表现出显著的跟随特征，但同时又存在诸多差异化的特点。究竟是哪些原因导致案例企业在相同产业政策影响下，各项行为活动出现不同的特点，拟从管理层特征、管理层对政策的解读判断以及案例企业的战略差异等视角进行解读。

　　(一)案例企业管理者特征差异。金风科技董事长武钢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金风科技不执著于速度和规模，强调可持续发展，发展过程中风险意识较强。

　　随着华锐风电的迅速崛起，其市场份额在2008年超过金风科技，武钢在受访时表示：金风科技是在按照自己的步伐发展。2009年，在行业飞速发展且整体处于过热状态时，武钢提出必须从单纯追求速度转向产品质量提升。在国内市场方面，武钢认为金风重点在于抓好产品的质量和售后服务，追求客户的满意度，并不过分去追求市场排名，不应像发展初期时执着于增长速度，未来更应看重风险控制和可持续发展。

　　2010年，武钢多次形容自己所在的行业：风电是一个长跑项目。武钢认为企业的发展、成长需要一个必经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武钢强调，不要太在意行业排名，更重要的是做好质量、不断提升客户满意度。2011年，武钢在国际风能大会上谈到大容量机组时表示，风电行业单机装机容量要与行业整体发展相适应以控制风机风险：谁打质量牌，谁就能走到底，所以我们的策略就是小步快跑，要稳步发展.关于海上风电，其也多次强调积极跟进不冒进，以稳健的步伐推动海上风电的发展。

　　而相关言论显示，华锐风电董事长韩俊良看重企业高速发展和规模排名，风险偏好较高。2008年在考察盐城风电产业基地建设进度时，韩俊良提出要将盐城风电产业基地打造成“全国最大、世界一流的风电产业基地。2009年北京国际风能大会上，韩俊良表示，华锐风电未来至少要占到国际风力发电设备30%以上的市场份额，并提出“从中国第一迈向全球第一的口号。2010年在与美国超导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时，韩俊良表示，下一个计划就是成为全球最大的风机制造商，且对这一目标非常有信心。

　　2010年韩俊良接受记者采访，谈到风电产能过剩问题时强调，拥有高端技术的企业产能并不过剩，优秀产品还是供不应求的。2010年在北京国际风能大会上进行公开发言时说：我们需要实践，而不是天天讨论、天天看问题，问题需要看，关键是要大胆地实践，大胆地尝试”。

　　(二)案例企业管理层对政策、市场的判断差异。对案例企业年报中报告期经营情况回顾、行业发展总体趋势、公司面临的市场竞争格局等内容进行整合后发现，案例企业管理层对政策、市场环境解读判断存在差异：金风科技对政策方向和市场形势的判断较为客观、谨慎；华锐风电对政策、市场的判断以及自身在特定行业政策环境下的做大做强、发展壮大更为乐观。

　　(三)案例企业战略差异。企业战略可以视作企业管理者特征、风格以及企业管理层对政策、市场判断解读的延续。从两家案例企业的战略内容和关键词差异对比不难看出，金风科技不同阶段的战略更为踏实稳健，而华锐风电在发展过程中的战略更为激进。这在部分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何在相同产业政策的影响下，华锐风电的企业行为体现了更高的风险偏好，而金风科技的企业活动相对更为稳健。

　　案例企业的投资布局、技术研发和生产经营活动均与相关产业政策的规划要求高度一致，这并不是巧合，体现了产业政策与企业决策行为之间“影响、引导、跟随的因果逻辑联系。

　　首先，产业政策通过直接创造市场、拉动产品需求引导企业行为。从2005年的百万千瓦级风电基地到2008年的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相关国家风电基地规划为国内风电机组制造企业创造了良好的市场条件，引导案例企业在大型风电基地周边布局建厂，由于贴近市场，在保证生产企业按时交货的同时有效降低了运输成本。而政策对海上风电与分散式风电开发的支持，必然带动相应区域的风电投资开发，拉动产品需求的同时刺激、引导了企业的技术研发方向。政策持续助推下，市场空间迅速增长，案例企业的产品供不应求，生产经营规模急剧扩大。

　　其次，产业政策通过提供一系列便利条件（如优先审批、电网配套、财政补贴、税收优惠、金融支持等)、制定相关强制要求(如节能减排、技术规范等)，进一步强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在我国特殊的项目审批制度环境下，国家规划地区拥有突出的政策条件优势，已规划的风电基地在项目审核、接入系统协调以及电力消纳统筹等方面可能享受到更多的便利，且更容易享受政府补助和税费返还；而风电基地以外的项目，不仅核准难度相对更大，且由于电力销售难以保证，建设单位的前期工作进度会相对更缓。相关政策还通过设置差别电价、补贴、税费优惠、金融支持等间接手段对风电企业机组研制开发活动进行干预、引导，通过立项、并网审批等措施设置强制性的技术要求、标准，迫使企业根据政策规定的要求进行技改升级。

　　此外，虽然产业政策对规划地区和技术要求的选择，其本身便符合自然资源条件禀赋以及行业发展与产业成长的客观要求，但若没有产业政策通过综合手段适时创造市场、提供条件、制定要求对企业进行引导，企业相关行为可能不会以特定的方式发生在当时当地，甚至很可能由于客观条件和环境的限制，永远也不会做出相关行为决策。通过案例企业披露信息，可以明显感受到其决策方向与规划政策导向的一致。

　　2008年，国家规划提出在苏沪沿海对近海风电开发进行探索，开展近海风能资源勘查评价和试点示范工程的前期准备工作，当年金风便做出决策，将原定内蒙古产能项目的部分投资转投至新设立的江苏南京产能基地。2010年，国家能源局确定江苏盐城的大丰等地为海上风电重点规划地区，同年，金风将江苏南京产能项目变更为江苏大丰研发制造基地，并将变更理由解释为根据公司发展战略(产能布局规划)及市场需求。

　　同样是在2010年国家主管部门确定江苏盐城等地为海上风电重点规划地区之后，华锐风电在次年便将其原定大连长兴岛的临港装运和塔筒制造项目(主要从事海上风电机组的装运、测试、海上安装服务以及海上风电塔筒的生产)变更到了江苏盐城港射阳港区，变更原因为为适应国家海上风电发展需要，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提高综合服务能力，更好地为业主服务。

　　2011年，主管部门提出集中式、分散式开发并重的发展思路，华锐在次年将天津临港风电装运基地项目变更为云南楚雄风电产业基地项目及山西大同风电产业基地项目，变更原因为为适应国家风电分散式开发需要。2012年，《风电发展十二五规划》出台，提出重点规划建设包括河北在内的相关区域海域的海上风电项目，同年，华锐将大连风电产业基地项目(二期)变更为河北乐亭风电产业基地项目，变更原因为为适应国家海上风电项目开发需要。金风、华锐两家企业对产业政策的解读，也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各自的决策与产业政策的内在逻辑关联。

　　2007年，金风科技在其招股说明书中介绍行业主要法律法规及政策时，对《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中关于“三北地区大型风电场规划的内容进行了重点阐述。2008年，在年报中对公司未来发展进行展望时，金风科技介绍了国家大型风电基地的规划建设情况，着重对甘肃、内蒙、河北、江苏以及新疆等千万千瓦级特人型风电基地的规划建设情况进行了说明，判断行业总体趋势未来发展潜力巨大。2010年，在年报中说明其整机制造产能布局的现状及考虑时，金风科技特别提到了当年正式投产的江苏大丰海上风电产业基地，表示将借助国家开发海洋能源的有利时机，全面参与海上风电项目建设。

　　2009年，华锐风电在其招股说明书中多次提到紧紧围绕国家风电战略规划全面实施产业布局、紧跟国家建设七大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的战略规划展开产能及装运基地的具体建设，并将其根据国家大型风电基地规划展开产业布局的战略思维作为自身发展及行业竞争的重要优势。在对公司战略实现的具体计划进行说明时，华锐风电对其政策规划导向性的产能布局战略思维进行了进一步解释：依托国家规戈建设的七大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遵循38号文要求布局产能和装运基地，以便“实现产品的当地生产和当地供货能力、进一步贴近市场，降低成本。

　　2010年，华锐风电在对其产业布局进行概述时，重点提到紧跟国家建设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的战略规划进行产能基地的布局建设，再次强调其产业布局战略思维。华锐风电在其2010年的年报中对行业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判断，引述了全国能源工作会议关于十二五期间重点建设河北、内蒙、吉林、酒泉、哈密、江苏、山东等地大型风电基地的规划内容，认为国家注重新能源发展，风电产业将维持增长趋势。2011年，在年报中介绍报告期内取得的经营成果时，明确提到根据国家建设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的战略规划和分布式风电开发战略及市场需求开展基地建设和产业布局。2012-2014连续三年在年报中将根据国家风电发展规划建立的系统化生产与服务布局作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进行了重点阐述。

　　此外，作为金风和华锐的掌门人，金风董事长武钢和华锐董事长韩俊良的相关言论，也从一定意义上体现了两家企业的决策逻辑。2009年，在谈到企业发展与战略选择时，武钢表示没有国家战略的支持，企业走不了太远，国家发改委在市场的导向上已表示了明确的态度；2010年，在参加金风的江苏大丰基地投产仪式时，提出金风科技希望借助国家开发海洋能源的有利时机，全面参与海上风电项目建设；2010年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政府出台了很多政策，拉动企业成长，我们赶上了好时机。

　　相比之下，华锐掌门人韩俊良对规划政策与企业决策关系的表述更为直接。2008年，在酒泉市与华锐风电合作的签约仪式上，韩俊良表示将抓住酒泉建设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这一大好机遇，积极参与建设；2009年，在国家能源局风电技术装备座谈会上，韩俊良谈到华锐风电正积极参与国家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建设；同年，韩俊良在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企业要长远发展，一定要与国家的战略保持高度一致；2010年，韩俊良在接受采访时谈到华锐风电的基地布局：

　　在酒泉建设分厂是因为这里有全国乃至世界最大的千万千瓦级风电场，这是国家新能源战略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华锐风电的基地布局紧跟业主、紧跟国家规划，媒体对此评价：业内人士不难看出，这些基地的选址无不与国家规划相吻合。

　　本文构建了一个产业政策通过企业风险承担影响企业业绩、价值的理论模型，探讨了产业政策影响企业业绩、价值的传导路径，并以金风科技、华锐风电的案例对理论模型进行了印证：在产业政策引导下，企业做出投资扩张、技术研发、生产经营等行为决策，行为后果将会改变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和风险承担能力，并使企业处于不同的风险承担状态；不同企业差异化的风险承担状态，使其在面临产业政策调整引发的外部冲击时，企业业绩、价值会发生大小不同的增减变化。

　　经过2011-2012年的政策持续调整，金风科技的整体风险承担水平保持稳定，风险承担能力进一步提升并逐步形成了可持续的风险承担能力，延续了前期的风险承担状态；华锐风电在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提升的同时，风险承担能力确迅速降低，形成了风险承担水平极高、风险承担能力极弱的风险承担状态。2013-2015年，政策开始回暖、行业逐步复苏，金风科技营收持续增长，年均实现收入超过200亿元，年均增幅超过40%，净利年均增幅超过180%，2015年实现净利接近30亿元；而同期华锐风电的营收则以每年30%的速度持续下降，年均实现收入不足30亿元，利润情况持续恶化，年均亏损接近30亿元，企业陷入全面困境。案例企业在政策回暖、市场复苏期的业绩变化，再次印证了本文提出的理论模型框架。